木雕匠人老靳手艺好，脾气也怪。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——每年只接一单活儿。 找他的人却从没断过，有人想出高价请他雕一尊观音，有人捧着祖传的沉香木跪了三天三夜，老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唯独今年秋天的一个黄昏，一个裹着藏青色头巾的女人走进他的院子时，老靳正坐在门槛上削一根枣木拐杖，抬头看见她，手里的刻刀忽然顿住了。 女人看上去四十出头，眉眼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旧意，像一幅被岁月洗过又重新上色的年画。她没有说太多的话，只在老靳面前摊开一张泛黄的纸，纸上画着一棵树的轮廓，枝干盘曲如龙蛇，树冠上却缀满了细小的花苞。她说，她想要这样一棵树，用一整块木头雕出来，树根底下刻三个字——“女鸨安”。 老靳把图纸翻来覆去看了很久，最后问了一句：“你得告诉我，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。”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，笑容有些淡，像深秋水面上一闪而过的光。她说：“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每年只接一单活儿吗？因为你心里头有一个木疙瘩，一直没能化开。” 老靳的手一抖，刻刀在枣木上划出一道深痕。 他确实有一个木疙瘩。二十年前，他还在山里的木器厂做工，有一天厂里接了一批特殊的订单——要雕五十根供桌的腿，每根腿上刻不同的莲花纹样。活儿不大，但工期紧，厂里的老师傅没人愿意接，最后是他和一个叫阿宁的女学徒揽了下来。 阿宁是厂里唯一的女人，干活时她总是把袖子卷到肘弯，露出两截瘦而有力的手臂，握刻刀的姿势像握着一根绣花针般轻盈。老靳那时候不爱说话，阿宁却总是在旁边叽叽喳喳，今天说山上的野杏子熟了，明天说墙角那棵老榆树开的花能治咳嗽。老靳嫌她吵，她就故意把刨花撒到他头上，然后笑着跑开。 最安静的时候是每天收工后，阿宁会坐在满地的木屑里，对着她刻了一半的莲花发愣。有一次，老靳忍不住问她怎么了，阿宁说：“莲花在淤泥底下扎根，根越深，花开得越好。你说，人能不能也像莲花那样？” 老靳没有回答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觉得这个问题太傻，傻得不像一个只会在木头上雕花的女孩子会问出来的话。 后来那批供桌腿完成的那天夜里，阿宁一个人上了后面的野山坡。第二天早上，人们在山坡下的碎石堆里找到了她，手里还攥着一朵刚开的野花。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去那里，也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摔下去的，只有老靳记得，那天早上阿宁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——“等这批活儿交完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” 这句话像一根刺，在老靳心里扎了二十年。他后来辞掉了厂里的工作，独自住进了山脚下这间老房子里，每年的订单只接一单，雕什么、给谁雕，全凭当天的心情。有人说他是怪人，有人说是他手艺太好所以有架子，只有老靳自己知道，他只是不知道该把心里那个木疙瘩往哪里放。 直到这个女人带着“女鸨安”三个字走进他的院子。 “女鸨安，就是阿宁。”女人平静地说，“我是她的姐姐。” 老靳手里的枣木拐杖落在了地上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像被刨花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女人替他捡起拐杖，拍了拍上面的土，接着说：“阿宁当年让我来找你，说你心里有个结，只有用木头才能解开。这棵树的图纸是她自己画的，她画了一整个冬天，画完之后告诉我，等你把树雕成了，就在树根底下刻上她的名字。” “可是……可是‘女鸨安’……”老靳的声音发颤，像是从木头缝里挤出来的。 “女鸨，是我们老家那边的土话，叫鸨母是一种鸟。阿宁说她这辈子最讨厌这种鸟，因为村里人总用它来骂女人。但是她说，她不怕。她要在自己名字的边上刻上这两个字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叫什么都无所谓，她照样能把自己活成一棵树。” 女人说完，把那卷泛黄的图纸重新塞到老靳手里，转身走出了院子。晚风把她藏青色的头巾吹起来一角，她的背影瘦而直，像一根被岁月磨光滑了的木尺。 老靳低头看着图纸上那棵枝干盘曲的树，忽然发现树冠上的那些小点不是花苞，而是密密麻麻的——刻痕。每一道刻痕都画得很轻，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。 那晚，老靳点亮了所有灯，把积了二十年灰的木料一块块搬出来，摆满了院子。他在图纸的背面找到了一行小字，笔迹很淡，和那些刻痕一样轻——“这些年我在底下扎了很深的根。老靳，你该往上长一长了。” 老靳对着这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拿起刻刀，开始削第一块木头。木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落在他的肩头，落在地上，落在二十年前的记忆里那个女孩子卷起袖子的手臂上。 山风拂过院子，灯影摇晃，像极了那个黄昏阿宁坐在木屑堆里问出的那个问题——人到底能不能像莲花一样。 而这一次，老靳在心里回了一句：能。！